1966年夏季，北京的军事机构和高等院校接连受到动荡冲击，许多高级官员不得不停职和接受审查，而粟裕却依然保有相应的政治待遇，并参与了一些重要会议。这个现象背后并非单纯归因为“有人在保护”，实际上，涉及个人的情况以及军队内部特殊的考量。
众所周知，粟裕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，遭到指责为“个人主义”和“向上级索权”等。他此后多次做出检讨，职位和职责也受到了影响。在那次风波过后，粟裕逐渐离开了直接的军事指挥岗位，转而投身于军事科学院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不如意的选择，但实则让他的处境发生了改变。他不再直接掌握军队的指挥权，因而在权力的锋芒上有所减弱，也躲开了很多现实中的矛盾。到了1966年，随着运动的深化，他已经成为相对边缘化的军事干部，受关注的程度自然与在一线岗位的将领截然不同。
然而，仅仅“退居二线”并不足以解释粟裕的相对安稳。以他在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和影响力来说，曾指挥华东野战军进行多场关键战役的他，始终不可能被视为普通干部。真正改变局面的，是自1959年军队领导结构的变化。林彪担任国防部长，并在军委内担任重要职务后，开始对粟裕的军事才能给予肯定。在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，粟裕被允许参与讨论，并围绕战略方针、敌情分析等发表了较长的见解。
这次发言不仅仅是简单的发言，更传达了一个明确信号：尽管粟裕曾受到批评，但他的军事经验仍然被看作宝贵的资源。林彪在会议中认真倾听了他的意见，并在会间与他进行了单独交谈。对那段时间被冷落的粟裕来说，这种认可意义非凡。林彪在讨论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时，曾表示其应主动提出问题，并成为“总参谋部的参谋部”，此话被视为对粟裕专业能力的再一次确认。基于此，他也重新考虑了战略预备队的建设，并将建议上报军委。
当然，这些工作不能简单认为是林彪“替粟裕翻案”。1958年的问题并未因此消失，粟裕也未能重新回到前线指挥。更准确的说法是，林彪将他的军事经验重新带入决策视野中，让他获得了一定的稳定工作环境。大约在1964年，粟裕因长期脱离部队而感到苦闷，曾借诗歌表达心情。林彪得知后，提出让他多到部队了解情况，有意见可以直接反馈。这样，粟裕又重新回到基层部队，围绕训练、装备和作战准备提出了看法。此安排不仅是工作需要，也是对他的信任。
两人的关系也因为性格上的相似而加深。粟裕和林彪都不喜欢社交，通常较少应酬，爱好研究军事地图与战斗策略。他们的交流主要围绕军队建设，涉及私人生活的内容较少。对于真正的军事战略家而言，能找到一位能理解并接纳自己观点的人非易事。林彪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在事后回忆时提到，林彪对于粟裕的军事评判非常重视。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也提到，父亲与粟裕的互动相对频繁。这些回忆虽无法替代正式的档案，却表明两人之间确有较深的工作联系。
1966年后，随着林彪在政治及军队中的地位不断上升，粟裕所获得的保护也随之增强。在当时，粟裕参加了一些重要的会议，政治待遇未像某些老干部那样骤然降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受到压力，相较于遭受公开批斗和长期隔离的人来说，他的处境可算特殊。毛泽东与周恩来对粟裕的态度同样不可忽视。尽管在1958年遭到严厉批评，粟裕并未被完全否定，在重要的会议与军事工作中仍保留职务。作为一位功勋累累且已退居二线的高级将领，粟裕在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获得了相对安全的空间。
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，政治气候迅速转变。粟裕对批判持审慎态度，尽量避免参加不必要的活动，若无法回避，也极少主动发言。当有人建议他应批评林彪的军事思想时，他回应说：“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来的问题，就将他之前的军事判断一概而论。”这种态度在当时显得格外谨慎，也体现出他对军事问题的基本原则。综上，粟裕在那场持续多年的政治风波中未遭受最严重的冲击，并非偶然或单单依赖某个人的保护，而是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加之他本人一贯低调谨慎的处世风格，积累而成的特殊经历。历史中的保护，多体现在职务安排、会议参与和日常行为范围之中。
